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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倾诉人:海振坤男65岁●采访人:记者端子(duanzi20040417@163.com)●采访时间:2007年11月8日
巧遇同姓人
1959年秋,我拿着郑州电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到郑州报到,一下火车,我就被郑州那种大城市的气势镇住了。嚯,火车站里那么多的人,比着我的家乡许昌,实在热闹繁华得多。我这个来自小城的“土包子”一时间真不知如何是好,忽然,我在人头攒动的月台上看到一个大条幅:欢迎郑州电子学院的新生们。哈,是我们的新生接待站啊,我疾步上前。负责接站的是几位女生,有一位坐在桌前负责登记录取通知书,我忙递上自己的通知书,那女生接过来、打开,猛然抬起了头:“哟,你也姓海啊!”原来,她也姓海,是和我同届的新生,只是作为本地人先我们报到,就被派到车站接新生了。她很热情地向我介绍学校的情况,丝毫没有看不起我的意思,让我倍感亲切。
新生入校后,我和她居然分到了一个班,而且按照当时指定班干部的习惯,中学时就担任学生干部的她又被任命为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,而我是班里的文体委员,加上火车站的那一幕巧遇,我们比其他同学交往自然多一些。她常私下贴补给我一些饭票,因为她家在郑州,周末可以回家吃饭。这引起其他男生的注意和调侃,并给我们起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外号:“海平方”。
虽然被同学们这样叫着,我们依旧是“心底无私天地宽”,从不觉得彼此间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情分,同学互帮不是学校一直倡导的革命友谊嘛。1962年8月,因自然灾害频仍,学校宣布放长假,城市学生回家找工作,农村学生回乡务农,大家的大学生涯似乎就此告一段落。我回了许昌市公安局做内勤工作,她则到郑州二砂当了一名工人,“海平方”由此天各一方。
到公安局做内勤工作不久,我就出了一次意外,在押送犯人途中,手枪走火,我受伤了。受伤后,我只给她写了封信说明情况,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写给她,那么多同学,单单想到了她。她收到信后立即打来了电话,在那个年代,打个电话很贵的,她在电话里表现得很急切,一再问:“你要不要紧?要不,我去看看你吧!”那是她第一次流露出对我的挂念,但依然很自然,没有跨越同学的感觉。
1963年8月,学校宣布复学。收到复学通知后,公安局长找我谈话,想留住我这个局里唯一的“高才生”,语重心长地劝我,并暗示组织会好好培养我,我犹豫了。无法抉择的时刻,我又想到了她,写信告诉她我目前面临的两难选择。第三天,我就收到了她的回信,有几句话特别暖心,大意是:我不再读书了,希望你继续上学,读书期间我可以帮你支付学费。她的信让我下定决心离职,返校读书。而她从此再没有回校。
八年相知铸真情
1966年,我毕业留校,在校团总支工作。12月份,“左”的思潮便泛滥开来,“文革”开始了。因为帮助一些老教师开介绍信离开这是非之地,我被革命小将视作“包庇牛鬼蛇神”,一夜之间,大街小巷贴满了“打倒海振坤”的大字报。我自己还浑然不觉时,她的弟弟跑到了我们学校,一进办公室就说:“振坤哥,我姐说你出事了,让我来看看你!”我说我没事,让她放心。这是她第一次把我们的友谊向关心迈进了一步,但仍是含蓄的、内敛的。
校党委书记见所有的斗争矛头都指向了我,就建议我趁着事态不是太严重,尽快离开郑州,而且离这里越远越好。他能为我联系的单位只有两个,一个是上海电力设计院,另外是西安。他让我尽快做出选择。我说:“书记,您让我想想吧。”然后,我骑上
自行车直奔郑州二砂,在这样的时候,我第一个能想到的可信赖的人只有她。在我征求她的意见时,恰好她的宿舍里有几位刚从上海分配到这里的学生,听到我的叙述,几个女孩叽叽喳喳道:“去上海吧,我们上海好。”
几天后,我的二次毕业分配手续办妥了,就是上海电力设计院。拿到分配书,我第一时间找到了她。她听到一切都定了下来,掩饰不住地高兴,说:“好了,不用担心了,去我们家吃饭吧。”我什么都没想,随她去了家里,见到她的父母,一起吃饭聊天,毫不拘束紧张。事后,我才明白,她这样做实际上是让父母审阅我。可我当时根本没这份心。
没过几天,我们的一个老同学找到了我,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问我:“哎,你马上要到上海去了,你和淑秀的事准备怎么办呢?”我当时还傻傻地问了一句:“是她让你来找我的吗?”同学说:“不是,是我自己替你们着急。”也许这是真的,在别人眼里我们已经是在谈恋爱了,可我们自己却没有这样的“私念”。
虽然嘴上说“我也不知道该咋办”,可因为有了同学的催化作用,我直接就找到她,依然不敢挑明了说,便说:“我快走了,咱们去照相馆照张合影吧!”我担心她拒绝,如果那样就说明她并无此意。她很爽快地答应了:“好吧。”试探成功,我放心了,拉着她直奔照相馆。
合照的闪光灯终于让我们的关系彻底明朗化,想想从1959年的巧遇到共度三年自然灾害,以至共同面对动乱,我们走过了漫长的8年时间,彼此两相知,为我们未来的人生打下了坚实而温暖的底子。1967年2月4日,我们结婚了,没有豪华的婚礼,更没有贵重的新婚礼物,我们彼此拥有的就是对方那一颗真挚的心。19天后,我去了上海,从此开始漫长的两地分居生活。
紫纱巾和短呢大衣
我到了上海,每周都会写一封信给爱人,一周一封,雷打不动,已成习惯,把我在上海的所见所闻,每日的生活起居,又交了几个朋友等等,事无巨细地向她做着汇报,感觉非常幸福。而她也会及时回复,虽然不及我写得长且细致,但也是充满了关心。我们都把对方的来信悉心保存起来,待7年后我调回郑州,两批信件集中到一起,已经是满满的一纸箱。这些信件我们至今还都保存着。1999年搬家时,我和老伴儿又一封封地重看一遍,一边看一边回忆,往事历历,暖意盈怀。
那时的工资很低,我在上海每月44元,
她只有30多元。这样的工资水平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。好在,我平时出差机会很多,可以常借道郑州,看看妻儿。在上海,每每上街,我都会留意给爱人选件礼物,衣服了、围巾了,只要是我能力所及,我都会把它买下来。我知道淑秀喜欢紫色,那年,我花4块钱给她买了块紫色的纱巾,然后准备趁出差回家时送给她。我记得这块纱巾跟着我先是到贵州,后到重庆、南充、成都,而后是西安,最后才到郑州,走了大半个中国才送到淑秀的手里。在1968年,能围上一条漂亮的纱巾是绝对让人羡慕的。,更多空间个性日志 BY相知相爱相伴一生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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